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

作者：沈策（中国艺术研究院）

　　随着我国“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顺利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已有39个项目成为世界级非遗，占世界非遗名录的1/10。自2004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短短十几年间，我国的非遗保护已从滥觞走向成熟，在国际规则和目标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成为名副其实的“非遗大国”，受到国际社会瞩目。

学者正在对上海青浦田山歌进行田野调查 施博文摄/光明图片

柬埔寨小观众们对泉州提线木偶充满好奇 范晋阳摄/光明图片

　　由上至下，战略安排

　　党和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高度重视，是我国迅速成长为“非遗大国”的重要保证。近年来，我国为非遗保护制定了系列文化战略，由上至下、由快而缓、由表及里，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

　　自2005开始，我国启动了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国大普查，成系统、分门类对非遗项目进行登记和保存。长达5年的普查工作深入到传统村落和社区，基本摸清了散落于民间的非遗“家底”。据统计，参与这次普查的工作人员达50万人次，走访民间艺人115万人次，拍摄图片477万张，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9万多件，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这种全面、快速的抢救，使很多濒临灭绝的活态遗产得以批量保护。

　　之后，保护工作进入平稳而有序的阶段。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初步形成。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文化机构设立了保护非遗的专门部门，21个省在文化厅都有非遗处。非遗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大量展开：建立非遗资源档案，对区域非遗项目整理、研究、出版和利用，建立非遗数据库，深度、系统地对非遗项目进行保护。2011年公布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我国非遗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从此，我国的非遗保护有了法律的保驾护航。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近些年，针对很多非遗项目因不能适应现代生活而传承困难的窘境，政府提出了“生产性保护”“恢复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理念，力求让非遗真正做到“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2016年，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牵头，在新疆哈密设立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请国内知名设计公司和美术类的顶尖高校为传统哈密刺绣设计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产品，然后推向市场。其中，带有哈密刺绣的发烧友耳机热卖，瞬间售罄，之后大批订单让维吾尔绣娘们忙得不亦乐乎。在2016年的上海国际手造博览会上，青海省果洛州近200种特色文化创意手工艺品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参观和购买，最终成交额达2.3万元。

　　“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与国际上《公约》中的“社区”概念相一致，都强调让保护对象在其产生的环境中生存，提倡非遗项目和特定环境一起保护。我国目前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名册》的“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就是木偶戏表演者与社区民众广泛参与，从而培育出木偶戏生存土壤的范例。因人们娱乐方式的转变，加之木偶戏表演技法复杂，所以年轻人学习、传承意愿大幅下降，成为世界性的难题。而福建泉州提线木偶剧团、漳州布袋木偶剧团、晋江掌中木偶剧团，秉持“整体性保护”的理念，采用“百场木偶进校园”、举办“国际木偶节”等方式，让木偶“进课堂、进校园、进社区”，让年轻人对木偶戏感兴趣，并将木偶戏艺术融入到当地民俗与节庆活动当中，有效改善了木偶戏的生存环境，促进了其保护传承。

　　学术研究，精准保护

　　目前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少不了学术研究的贡献。

　　近年来，全国各地方高校及专业学术机构开始对这些早先并不受重视的民族民间文化开展研究，范围之广、研究之深入，史无前例。其中，很多专家学者拥有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背景，研究方式也是他们最熟悉的田野调查，可以说，他们以最专业最熟练的方式，对各地域非遗进行系统调查、研究与整理。如：南通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蓝印花布的印染技艺，收获颇丰；山西晋中学院晋中文化生态研究中心，对以山西平遥古城为案例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开展了长年的研究。正是得益于学术的参与，人们对非遗的生态价值和文化内涵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保护起来也更具专业性和系统性。

　　民间的非遗传承人和传承人群是非遗保护的关键。在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指导下，许多传承人开始意识到自身拥有非遗技艺的重要性，非遗在帮助他们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于其文化属性的认识。虽然在传承过程中还会遇到后继无人、收入不高等问题，但是有理由相信，只要拥有坚持下去的信念和自我创新的理念，在国家、企业、民众都尊重、致力保护非遗的大环境下，传承人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传承方式。

　　中国经验，引发关注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累累硕果，独特的“中国经验”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自2011年至今，成都已经举办了五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并在第四届非遗节上达成了非遗领域著名的成果文件《成都展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从2012年开始，陆续在一些国家开展培训活动，帮助它们提高非遗保护水平。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二类中心第三届联席会议在贵州召开，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成果框架专家会在北京召开。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肯定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举措；而会议类型向政策制定方面倾斜，表明我国正从单纯的非遗保护参与者，向引领非遗保护国际导向的方面发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训师爱川纪子所说：“我惊讶地看到，中国的非遗保护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正以更好的势头向前发展着，甚至引领着亚洲乃至世界多国非遗保护理念与经验的革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也多次在各种场合高度评价我国为世界非遗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认为我国非遗保护在增强社区身份认同、提升社区凝聚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在非遗保护的道路上，已经走出了一条国家重视，民间学术研究机构、企业、传承人与传承人群、民众高度参与，共同进行保护的中国之路，并形成了很多先进的保护理念，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正为世界非遗保护事业提供着智力支持。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