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2岁，父亲就惨遭国民党秘密杀害，英勇的父亲，喊着口号身中7枪才倒下。偷偷安葬了父亲，母亲顶着土匪婆的帽子带着我逃离家乡，躲避“斩草除根”。22岁，家乡解放，第二天，我就走进了革命队伍；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更是一个革命者，参与了革命工作，我才从山里娃变成了革命干部，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有幸用一生去实现父亲的遗愿，并见证了国和家的沧桑巨变……”
网络报道：
儿子眼里的烈士父亲——“高大壮硕，英勇不屈”
“父亲长的很高大壮硕，因为经常做地下工作，印象中他很少言笑，十分严肃，但可以感觉十分疼爱我们。他会吹笛子，我是他的长子，有时他会摸摸我的头，让我去剥竹膜给他，他还会打算盘，在村里有很高的威信，凡村里要做大事，砍树、做渠的，都会推举他做头，来了联络员，就让我出去到村口去望风……”
尽管已经是83岁高龄了，但对父亲的崇拜和敬仰，让张老苦难童年的回忆里透着几分凄美的温馨。
初夏的阳光照耀着，老人在回忆中沉思，红润的脸庞上布着细密的汗珠。一旁陪着的儿子，悄悄把一块湿毛巾放在了父亲手边，静静地听着父亲叙述。那些讲述里也有一个从未见过祖父的孩子，童年对爷爷的朦胧勾勒。
张烈生长在浮梁县南安乡陶红村（即湘湖一带），无数革命烈士鲜血曾抛洒过这片土地。父亲很早就参加红军，这让张烈从小就懂得了“革命”的真正含义——流血、牺牲。
张烈的父亲是当地的革命烈士张仁海。1940年，在乐平历居山被铺，同年秋，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43岁。作为长子的张烈当时还不满12岁。
张老捧出一本《景德镇党史》，在一页页已经翻卷的扉页上，他用一行行铅笔线重重勾勒着父亲的名字，和所有有关父亲历史的段落。
那是一个83岁的老人，在漫长岁月里，一次次对青春、对父亲的怀念与回想。
张烈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浮梁人。1930年7月，方志敏的部队在江西建立红军独立团，支援我市工人武装成功后，独立团在我市城郊的南安地区组织农民暴动，并成立了红色政权一区乡苏维埃政府。1930年9月，穷苦出身的父亲，加入了工农红军。
1932年，张仁海被党组织派往苏区训练。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红军撤离我市革命转入低潮后，为保存革命实力，随同一批苏区的骨干和游击战士转入了深山，继续开展地下对敌斗争。
1933年，中共浮乐婺中心县委和浮梁县委在内钱村相继成立。浮梁县委在九蓬坞一代设立了秘密工作区，张烈的父亲担任了区委书记，第一区区长。从事发动组织群众及时向县委传送情报，保障县委机关和游击区物质供给等工作，使中心县委得于在这一地区长期坚持斗争。
1937年初，斗争环境恶化，国民党对我游击区实行三光政策，重点围剿革命根据地九蓬坞，一批地下党员干部被杀害，党组织遭到破怀。1940年3月，张仁海与二区区长张松清一道秘密潜回瘦田埠、长滩里一带活动。在乐平历居山被捕。同年秋，被秘密杀害密林里。
少年时的张烈依稀记得，与父亲一道被捕的还有同村的十几个人。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削弱革命势力，国民党对采取暗杀手段，秘密处决了大批革命党人。“父亲是押往与婺源赋春交界的西安前程村杀害的。牺牲前被关押在南安一带。国民党要他们写悔过书，有的写了就判了三五年徒刑。父亲不肯写，与当时的二区书记、区长张松清，小名叫8斤的，一起被处决。”
父亲牺牲三天后，张烈与母亲一道掩埋了父亲。“是母亲与亲戚偷偷找到父亲的遗体，再悄悄运回安葬在村外。母亲当时只是默默流泪。母亲说一个庙里和尚告诉他，父亲牺牲时一直喊着口号，父亲被打了7枪才倒下。他比我还高有一米八多，死时眼睛都是瞪着。”
埋葬父亲3个月后，母亲产下了遗腹子小妹，仅3天就夭亡。“国民党为斩草除根还放火烧了我家房子，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逃到偏远没有人的山坞里生活。国民党搜村时，放在亲戚家9岁妹妹被指认出来。用糖利诱她，见她实在是不懂事就用枪托打破了妹妹的头，不久妹妹伤口感染死去。”
革命年代里，那座名为九蓬坞的山村，是浮梁、乐平、婺中心县委主要活动点，那片土地的人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9个小村子有8个被烧毁过，全村 20多户人家，有10多个烈士。有四五户绝了户，有户两个儿子和父亲一起参加红军被捕杀害。”
在那本《景德镇党史》里，一页泛黄的纸片上，张烈工整地抄写着与父亲一样牺牲和被捕的村民：方安南（死于监狱），姚春生、姚冬生 （死于狱中），余老倌（死于监狱），汪任来、汪和尚（曹老三勤务员），朱兵伢、朱冬狗、朱东发（父子三人牺牲）。
少年的心，就这样被早早刻上了国恨家仇——那来自对家园对亲情的切肤痛，更来自阶级压迫的刻骨仇恨。“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儿子眼里的母亲——朴实坚强，顶着“土匪婆”育孤奉老父亲牺牲后，母亲形象在张烈眼里变得特别坚强。
虽然是朴实的农村妇女，但母亲用顽强和慈爱支撑着家。“父亲在时，她就帮着做过联络工作。有时父亲不在，来了地下交通员母亲就去送情报。记得有一个外乡人，在我们家养伤住了两个多月，父亲不在家，母亲把他藏在我们家后山的一个草棚里。给他送饭时就会喊我到村口望风，看见生人进村就让那人逃到山里去。听说他是湖北的，养好伤回去在东安区工作，就是现在的浮南矿一带。后来也牺牲了。”
张烈说父亲死后，作为长子他帮着母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分别只有2岁、4岁和6岁的弟弟们都年幼，还有个瞎眼的奶奶，母亲很伟大，含辛茹苦顶着土匪婆的名声度日，被村里人赶出村子，经常要东躲西藏国民党突然来搜捕。
家中无劳力，每到农忙时节，十几岁的张烈不得不去换工。帮别人做三天工，才可换得一个成人的工，年长了几岁后，两天换一天。
“母亲总是对我说，为别人做事不要舍不得力气，不能偷懒，力气用完了就会长出来的，用的越多长的越多。她很少打骂只是言传身教，要我们诚实不能说谎，要尊老爱幼，不能拿别人东西，即便是没有吃的，到别人地里去拔一颗菜，都要征得同意才行。”
为了养育遗孤，母亲不得不招夫养子，但贫困的生活还是夺去了两个弟弟的生命。到解放前夕，烈士的7个遗孤只剩下了张烈和其小弟。
1949年4月29日，浮梁解放。受父亲影响，张列很快就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各村实行乡保村甲，村里甲长无人当就轮流做，轮到我当甲长解放，我就成了解放后村里第一任甲长，当时22岁。”
翻身解放让青年张烈有了两重天的感觉。因为是烈士遗孤，他得到了特别的信任和重用他把翻身的喜悦和革命家庭的自豪，换发成满腔的工作热忱，积极投身革命工作。加入农会，组织土改、搞四清，减租、减息等。因7岁读过一年私塾，在革命队伍中他进步很快。1950年2月，任村农会主席，被送县委学习培训后进入浮梁土改工作大队，1950年土改工作试点结束，任乡农会主席，1951年1月，加入党组织。之后，他一直在区里主持中心工作，先后任职八区、六区、四区、一区等多个区的领导岗位。
红色土地锻炼成长——先烈遗孤从农村娃走向领导岗位
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的不久的张烈，开始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有着了深刻的认识。“地主恶霸势力猖獗，组织土匪攻打区政府，台湾飞机也侵入散发传单叫嚣“反攻大陆”，残留的国民党则纠集地主武装反叛。恶劣的形势下更坚定了张烈跟党走的决心“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否则我们会受二遍苦，受二遍罪，会付有更大的牺牲，政权的稳定必须依靠党、依靠广大劳苦大众。”
从此，张烈积极地投身革命工作，很快显露出地方干部对当地情况熟悉的优势。他带领着贫雇农打土豪，分田地，征公粮，搞四清，抓特务，成为了一名年轻的优秀地方干部。
1950年，张烈负责征公粮，他是全区唯一不用派工作组来督导就完成任务的村；1950年参加土改试点工作队，他带领农会的干部调查核实，按需补缺，先无后有，平息了村民之间、家族之间的不平衡矛盾；1952年，他三次出击抓获了当年出卖革命党人的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搞四清工作队，为做通工作，他每天到农妇家为她打草鞋……
张烈说，那时的工作不分昼夜，也常常不计温饱，还要自己带饭吃去，“真的是自带干粮去办公，干活还没有工资。因为刚解放，国家很穷百姓很苦，干部要带头吃苦，群众才会拥护人民政府。”
正是复杂的革命形势和艰苦的革命工作，让张烈得到了锻炼，懂得了干任何一项革命工作，都必须实事求，脚踏实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身先士卒才能干好。
“那次抓特务我们共去了三次才成了。第一次有村民发现，就按事先说好的敲面盆召集人，结果让他从后门跑了。第二次埋伏好久不见人影，结果他躲在水缸里，头上顶着个葫芦瓢，又漏网了。最后一次我们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外松内紧让他麻痹，然后摸进去。在搜查时他躲到门后面的蓑衣里，我们仔细搜查，用梭镖一扎把他扎出来了。”张烈得到了区政府的表扬。
从1950年土改，到1955年秋天调县委工作，张烈已经俨然从一个烈士遗孤、贫苦农家子弟，逐步成长为一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地方干部。他先后任职农会主席，区组织干事，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县委工交部副部长，县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走上了一条实现父亲未完遗愿——让劳苦大众当家作主，建设没有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神圣征途。
1958年，张烈调任浮梁县委副县长，主持工作。
因地致宜育百万亩林场——沿用至今的创新造林法
1957年，张烈下放峙潭3年，任区委书记。1960年他任枫树山林场革委会主任，经公桥区委副书记、枫树山林场党委书记。
张烈来自基层的从实际从发的工作态度，很快令其工作得心应手。枫树山百万亩林场因为他的一个育苗创新成为林业部典范。至今提起张老还颇为得意。
原来当时林场苗木成活率低，年年补种，都在四五万亩徘徊。张烈深入林场实地调研，发现原因在于林业技术员在学校学习的是苏联育林法，但是我市气候条件不适用，林木不易成活。张烈要求改变条垄植树，按照浮梁山区惯用的全垄植苗法，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抓落实，很快改变了各个林场苗木成活率低的现象。新的植树造林法还在全市铺开，各个乡、公社都办林场，林场专门举办技术培训班推广新育苗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省厅、国务院表彰，成为在全国林业的模范林场。
张老回忆说，当年在主持浮梁县委工作时，他还在水利设施修建上首创了“堤库结合“不搞一刀切。如在竟成公社西瓜洲一带提倡修於坝，在市区则修水库蓄水防旱。西瓜洲修淤堤时，堤坝经常发生漏水现象。张烈亲自在涨水季节到堤坝观察，发现部分地段有水泡，请专家来分析后，得出是地质因素造成管涌。最后通过把坝基做深解决了这个难题。
担任工交部长半年期间，张烈还力主修了市区到鹅湖的公路，这条公路至今依旧使用着。当时县委决定修通一条板车路。张烈到上饶地区工程技术人员咨询后，建议修一条单项汽车路，但是资金仅有有限5万元。光公路上要修建一座跨河的桥就必须3万元。他提出让当地农民派工出力，只买了钢筋和水泥以及部分炸药完成了工程。
1975年，张烈任中共市委常委、常委委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1977年，任中共市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主持政府常务工作，任第一副主任，全面主持工农业生产。
1982年，张烈选任我市第一届人大副主任、兼市委第一副书记。
建设者和见证者的荣光——60年家乡越看越美
经历了几十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磨练后，张烈终于走上市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但是职务变了，他的秉性没变，依旧是浓浓的家乡口音，依旧是朴素的生活习惯，一样的务实实干，一样的脚踏实地。
从农村走进城市，从基层干部到市里的主要领导， 6年的主持政府常务工作的经历，给了他看这座城市全景的视角，家乡的每一处变化都让他无比喜悦。
说起瓷都的60年变化，张老说如人生阅历一样，有坎坷的台阶，也有丰美的收获，与共和国成长同步。瓷都主要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8年前后，第二个大发展时期是1976到1988年粉碎四人帮后；第三个发展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小平南巡讲话后。
张老说第一阶段工农业生产都有促进。市里各项建设比较快，连通马鞍山、广场、原市政府的珠山中路，景德镇雏形框架和市中心位置基本确定。尤其原来马鞍山、广场一带大片的棚户居民区被迁移，以及贯通从十八桥到市政府的道路，两边形成繁华商贸区，辐射影响到附近周边县波阳、都昌、抚州。而第二个时期大干快上，都想把被四人帮耽误时间夺回来。景德镇因此有了火车。
张烈回忆1983年建火车站，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征地100亩，按政策规定，征一亩地要解决2个农转非指标。因南昌铁路局无法解决招工指标，建站计划就此搁置了。主持政府工作的张烈希望尽快通车，在一次接待鹰潭铁路局一位领导时，听说该领导与南昌铁路局熟悉，就委托其疏通关系传话南铁，能否变通方式再谈。不久南铁来人谈判，最终达成协议，铁路方用资金、水泥、钢材冲抵农转非指标，我市则在火车站旁兴建了3个大集体性质的饭店，解决了200多人的农转非招工难题。就是后来的火车站的华光、文苑、翠云饭店。
他还说火车站最初设计，还设计有一个钟楼，内、外宾两个接待厅，后来有人向铁道部反映过于奢华，就砍掉了外宾厅和钟楼。
瓷都第二个发展时期，张烈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市里各行各业都有大型项目建设上马，供水有杨湖水厂、青塘发电厂，道路有广场百路、站前路、沿河东路拓宽，桥沿河护坡，珠山路延伸等，瓷业有新建的华风瓷厂，十大瓷厂技术改造。张烈清楚记得全市建了十四五条隧道窑，80%都改用隧道窑，比圆窑节煤30%，燃料基本改为煤和油。全市瓷业十分兴旺，年出口达到了3200万美元，是解放以后瓷业生产的最高峰。如景陶面砖厂技术改造后上了两条线，一年创利润1000多万。
当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瓷都，也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回城人员超过2万。找工作难，校舍紧张，病房紧张，住房紧张，吃水排队，用电紧张，连公厕都紧张。也就在这个时期，一批改善老百姓生活的城市设施：学校、住房、医院、水厂、电厂陆续修建，市政府还有史以来上第一次为公厕专门发文，要求所有机关和单位对外开放厕所。市委发文号召各行各业层层兴办大集体，解决职工家属子女就业，政府带头、企事业效仿，全市的服务行业也因此进入一个鼎盛期。
但是，张老确认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才是瓷都沧桑巨变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掉头向西发展，真正解决了前十年城区小的瓶颈。只有过了河，西城区成形，才奠定了瓷都未来发展更大空间和基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和拐点。”
来自农村的张烈对新中国60年间，农村农业的变化也特别敏感。他说解放前农村大部分吃不饱饭，遇上天灾多数要借高利贷才能活下去，借一担谷子还两担。城市瓷业工人因为冬春淡季，也处于半失业的状态，有的生活不下去就到农村砍柴为生，或者帮工换取粮食。
“解放前我都没有看过汽车的。”张老说那时村民想出去，只有去安微祁门一条路，到市里也只一条沙石路，与婺源也不通车，到洪源、浮梁只有过境公路，境内没有公路，到鹅湖的路是到1955年才通。“现在村村通公路，连自然村之间的路都是水泥路了。至于高速公路，我看都每看过，1980年才听说国外有。”
张烈于1990年离休。但他一直闲不住，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性事物活动：老协、老龄委智囊团等，关注我市发展变化，积极发挥余热。老人曾在智囊团分在农业组，每年向有关部门提出调研报告多达20余份。在我市的老年活动中心建设，夕阳红专列旅游活动，老年人免费公交、长寿补贴政策的推行等方面，他都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为老年人办一点好事、实事，参与一些公益事业活动，可以看看老朋友保持心情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我已经83了，感觉很幸福很满足，我们已经实现了先辈的理想了。”老人满怀喜悦站在悬挂着的父亲烈士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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