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里来是端阳，七溪岭下摆战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在永新县至今还流传着赞颂龙源口大捷的这首民谣，唱出了当年红军同当地民众同仇敌忾，协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进剿”的必胜气概。此次战斗开创了我军在军事战斗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起到了重大作用。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湘赣边界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令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1928年6月中旬，湘赣两省的国民党部队奉蒋介石之命，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剿”：湖南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由平江调防攸县，欲经茶陵、酃县(今炎陵县)向井冈山推进；江西以国民党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加上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从吉安向永新进攻。于是，在当月23日，朱毛红军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以龙源口为中心地域正式打响。
龙源口战斗，为我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龙源口战斗的主战场——新、老七溪岭相距约5公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横在永新与宁冈之间，山高林密，流急谷深，地势十分险要。
根据当时敌军和朱毛红军军力对比来看，敌军参与进攻的兵力大增，而且分为赣、湘两路分进合击，东西推进。江西方向是杨池生第九师和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共5个团，湖南方向是第八军吴尚部3个团，再算上反动的“挨户团”和“靖卫团”，敌军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朱毛红军中朱部2000余人，毛部1000余人，袁文才、王佐部各300人，共3600多人，敌军近十倍于红军。在双方武器配备方面，朱毛红军号称4个团，却有将近一半的部队用梭镖、大刀做武器；而敌军参战的部队使用的是步枪、机枪，还有迫击炮。
1928年6月23日拂晓前，红四军各部队分别向指定方向开进。同日晨，敌人也分别由龙源口和白口向新、老七溪岭进犯。当敌左路1个团进至新七溪岭时，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已先敌占领制高点。敌向红军阵地发起连续猛烈的进攻，阻击部队在朱德指挥下，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冲击，守住了阵地，战斗遂形成对峙。
第二十八团进抵老七溪岭时，制高点已被敌右路先头部队占领，第二十八团为夺取制高点，几次对敌发起进攻，但均未奏效。午后，红军乘敌疲惫松懈之际，突破敌防御阵地，攻占了制高点。敌仓惶向白口溃逃，第二十八团居高临下，乘胜猛追，歼其一部。敌右路两个团及第二十七师指挥所逃向永新。与红军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处于交战对峙的左路敌军已形成孤立，纷纷向龙源口溃退，敌人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无力抵抗，迅速被全歼。
龙源口一战，虽然敌我双方存在巨大的力量悬殊，但红四军在当地赤卫队、暴动队的有力配合下，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等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取得歼敌1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缴枪800余支的重大胜利。
龙源口一战，彰显我军勇于胜利的豪迈气概
龙源口大捷，也正是伟大的井冈山精神的历史起源之一。这种勇于胜利的决策表现在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分析之后，毛泽东集合大家意见，提出了歼敌的主张。他说：敌军兵力虽多，但多屡遭我军打击，士气低落，加之在炎热酷暑中长途行军，已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再则我方地形熟，又有当地武装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克敌制胜……毛泽东的全盘调度为这场战役提供了胜利的基石。
同样，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指战员勇于胜利、不畏牺牲的精神也为这支部队日后的铁血精神注入了不屈的基因。
战斗中，国民党部杨池生第九师二十七团凭借优良装备，开始向红二十九团(含红三十一团一部)阵地扑来。红二十九团由宜章农军组成，枪支匮乏，是“梭镖团”。在敌军的强烈攻势下，红军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导致阵地前沿有利地形被占领。在此危急情况下，作为这场战役的前线总指挥朱德手提机关枪亲自上阵，组织密集火力向对方扫射，同时组织红军战士猛冲，夺回了风车口，稳住了阵地，并趁势将敌军逼下了山腰，为战斗的最后胜利稳住了阵脚。
在这场战役中，还有一位红军班长飞身扑枪口的英勇故事，激励了战友，感动着后人。马奕夫作为红四军三十一团的一位班长，在新七溪岭战斗中，毅然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眼，为战友们赢得了战机，为部队赢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在龙源口战斗中牺牲了许多战士，其中还涌现了打破腹部、肠子外溢、将肠子塞进肚里继续战斗直至牺牲的萧劲等一批英雄人物。
走过历史，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批为信仰去战斗，为胜利敢牺牲的最可爱的人，我们的军队才能永葆高昂斗志，才有敢打必胜的底气和信心。（记者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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