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红色督陶官的公仆情怀：赵渊的故事

为悼念赵渊逝世二周年而追忆
红色督陶官的公仆情怀：赵渊的故事

　　《瓷都颂》一

　　赵渊
　　二十二年返故园,　莺歌燕舞捷报传。　瓷艺欣闻添虎翼,　人民喜庆灭尘烟。
　　立志改革创新业,　众志成城翻两番。　又是一年芳草绿,　万象更新人胜天。

　　 《瓷都颂》二

　　巧夺天工凌宇宙，九龙珠山振乾坤。“四颂”相传称国宝，寰球载誉瓷都新。

　　赵渊是解放后景德镇成为江西省第二个省辖市后首任市委书记,是现代景德镇的开拓者、建立者， 被人誉为红色督陶官。他在景德镇工作期间,留下多少运筹全局、励精图治、果断决策、锐意开拓、雷厉风行的故事和许多道德佳话。几十年来，一直成为瓷都人民传颂不止的话题。至今许多群众都很愉快地谈起他们与赵书记交往的故事。

　　 春节是我们民族传统习俗。1953年赵渊到景德镇不久就临近春节。由于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传统季节性，很多来自几十里或几百里的农村工人们流传一老话：“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每年的春节期间，瓷厂停工，工人回乡，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工人，肩挑背驮，冒着寒风雨雪向邻县农村走去。人数最多的是都昌人，大多数要走两天多，才能到乡与家人团聚。赵渊了解到这一情况，召集有关局、市总工会、各企业及基层工会负责人商议，按人数分路线作出妥善安排，重点是做好景市经鄱阳到都昌这一条路的工作。并与鄱阳县领导商量，在鄱阳县田畈街、油墩街的两个区政府所在地设立“景德镇工人回乡接待站”，请他们在食宿、医疗、安全等方面提供方便。两区干部是赵渊的老部下，有求必应，工作很顺利。

　　 在市内，做好每天的安排，有先有后，抽调汽车，收适当费用，供部分行走困难和有家属的工人乘坐。以前步行需要两天多时间，现在坐车只需两个小时，途中又有接待站关照，消息传出，工人们欢欣鼓舞，认为市委领导想的比他们自己想的还周到，解决了年年回乡的旅途之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时赵渊还向工人们许诺：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直接找他。果真有人深更半夜打长途电话问赵政委，说他们有30多人节后回厂，已走到鄱阳油墩街，天雨路滑不好走，要求派车接他们，不然就不能按时回厂生产。赵渊当即让市运输公司值班人员派车去接他们。次日一早，工人们又打电话给赵渊表示感谢，表示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请市领导放心。

　　（通过春节妥善安排工人回家过年这件事，赵渊和中共市委与广大工人的感情建立起来了。）

　　要发展景德镇、建设景德镇，赵渊意识到必须深刻认识景德镇。经过上下沟通，他总结概括全市工作以陶瓷为中心。中共景德镇市委和市政府就是陶瓷市委、陶瓷政府，并成立中共市委陶瓷工作委员会统筹各方。

　　据赵渊回忆，邵式平省长曾设想，把景德镇建成一个系列化的、完整的现代化瓷都，并担出要用科学手段搞好高精尖产品。赵渊当时曾设想创造出新型的金属陶瓷、耐高温高压的切削刀具瓷、不易破碎的钢化瓷，还有航天需要的特种瓷等等。不过，他意识到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追求和奋斗。

　　邵式平这位赣东北根据地的创立者，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浮梁县委书记与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他对景德镇的认识是深刻的。如解放后在他担任江西省长时，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发展景瓷作为重中之重，以后一直继承沿继到1996年。但1997年景德镇的人、景德镇的市长当了省长后，却将解放后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展景瓷的内容去除，引起景市的省人大代表回来后议论纷纷。

　　邵省长对景德镇陶瓷发展极为重视。例如，当时江西全省年外汇四万，而搞金水试验时需要四万外汇时，邵省长悉数批给。

　　（解放后党和国家对景德镇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是任何封建时代所不可比拟的。执政党设立专门的陶瓷领导机构在中国陶瓷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位网友在《赵渊对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卓越贡献》一文发帖说：?记得第一次知道赵渊这个人，是在80年代中期，听红星瓷厂一位1950年就入党的正直、朴实的老工人说的，自进城以来他一直从事装坯、满窑工种。老人说：“赵渊这个人是个好官！50年代末，红星瓷厂搞技术革新时，赵渊带领工作组进厂蹲点3个月，他们来了后，下车间、进窑炉，天天跟我们坯房佬同吃同住，没有一点架子。”后来，因为工作因素，我多次到红星瓷厂，期间遇到老人和其他厂部老行政人员，只要谈到50、60年代厂里的各项变革，每个人都会带着敬重的语气提到赵渊。原景德镇市人事局副局长吴泉生曾对笔者说过：当时他在红星瓷厂工作，赵渊书记到厂里蹲点抓陶瓷机械化和柴窑改煤窑两项重大改革，与工人一起搞革新，吃与工人一道吃，睡也在厂里，一连数月不回家，带领工人们攻艰克难。终于完成了对景德镇陶瓷和中国陶瓷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项重大改革。广大工人在劳动中创造，在创造中为国家做出贡献。工人们每年都为上交国家利润面自我加压，超额上交百万后，又继续努力再超额完成，永不满足。赵渊晚年留有一篇重要文章《认识瓷都　建设瓷都》谈到此事道：“当时从市委书记、副书记，到政府领导、主管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一齐上阵，吃在工厂，坐在窑房。在每次烧窑的关健时间内，通宵达旦地围守在窑门边，眼睛盯着窑火，心里想着瓷器。很多人的眼睛熬红了，嗓子也嘶哑了，真同打仗差不多。我为大家的行为所感动，操作上帮不了忙，就为同志们倒茶，敬烟，备夜餐，搞降温，在烧窑现场与干部工人长夜漫谈，探讨烧窑中的种种问题，向他们学到了不少烧瓷知识，也交了不少老工人、技术能手朋友”。? ?? 该网友还说：?80年代中后期，他与老市长张烈之弟张松柏、前市委书记杨永峰之长子杨林共事于一个科室，大家闲聊中常提及赵渊，记得张松柏科长曾动情地说过：“赵渊对景德镇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杨林当时也是连连点说：“父亲（杨永峰）在家常提及赵渊老书记，对老书记十分尊敬，只要是到北京出差，就要去看望他。”? ?? 他还说：?赵渊老书记是1963年11月离景赴京的，对我而言，是只闻其人未见其人。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收集建国后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方面的文史资料，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赵渊老书记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丰满。正如我转发的文章中所提到的，赵渊老书记对景德镇近代陶瓷发展的贡献堪比清代督陶官唐英。我以为老书记不仅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新中国首任“督陶官”，还是一位称职的父母官。

　　 （赵渊对景德镇陶瓷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创造许多第一：第一所陶瓷院校，第一所陶瓷科研所，第一家远东最大的现代化瓷厂景德镇瓷厂，第一家建材厂景陶瓷厂，第一家电瓷厂，第一个获国际国内五块金牌陶瓷的人民瓷厂青花梧桐餐具…...这是一位老同志写来的文字。）

　　1954年8月，中共景德镇市委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政治教育，亲自领导运动，掀起劳动竞赛高潮。技术革新从改革辘轳车开始。如何丢掉手摇棍，让工人在自动车盘上操作，是当时第一个革新目标。可是，瓷业工人没有机械知识，景德镇历来没有一个机械厂，更谈不上技术员。赵渊一班人就发动工人们自己动脑筋，搞试验。先仿自行车的转动原理，用皮带和链条搞成脚踏的，后来又想到火车轮子用连杆，板车用滚珠轴承，几个轮子联到一起转动、变速等，又请了机械厂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制成了每部投资300元左右的又平又稳的脚踏辘轳。在此基础上，进而配上动力马达，实现了独特的机械成型，并在红星瓷厂建成了两条生产线，成为当时技术改造的样板。

　　青花玲珑碗的机械化生产，也是体现了工人们的智慧和创造。他们一点一滴的摸索，试制了玲珑打孔机，自制了青花花纸，使手工打孔、描龙的慢工细活，成了大批量的机械化产品，几十成百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短短几年的革新实践，使景德镇的瓷业工人走过了几十上百年的技术进步历程。

　　接着是用石膏模具压坏。工人们自己动手设计、安装机器，改单刀压坏为双刀压坏。在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中，他们点点滴滴地改革技术，提高产量、质量的捷报频传。

　　匣钵的研究也有提高，由以前的烧几次，提高到烧十几次、几十次。与此同时，一些失传的颜色釉也得到了恢复，形势非常喜人。所有这些，都是科研、生产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赵渊支持下，魏忠汉发明金水项目获得省里和中央部门的支持而发展成一家大型企业瓷用化工厂。过去，饰瓷用金多属本金，后来改用金水，但瓷用金水是从外国进口的，成本很高。如果自己能生产，就会大大降低成本。魏忠汉、查鹏于是开始了试制。起初不稳定，不牢固，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试验，终于获得成功。赵渊曾多次去看望他们，对于试验给予肯定和支持。试制时需购买金属铑，省里又批给外汇购买。国产金水试验成功后，自产自用，每年都需要大量黄金，市里把它列入计划，由国家计委、轻工部审核报周恩来批准。这个问题的研究和突破，激发了各方面人才的研究、创新的积极性，紧跟着瓷用花纸也有很多改进和创新，瓷用颜料也能全部自己生产，于是成立了瓷用原料化工厂，因陋就简地借了天主堂的老房子搞生产，后来与上海一家内迁的印刷厂合并，在东郊新建了现代化的厂子。

　　 广大工人群众在创造中劳动，在劳动中创造。他们意气风发，自我教育，在创造丰厚的物质财富。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赵渊的指导思想）

　　王锡良大师回忆道：“他们在工艺美术合作社是归市委宣传部直管，上班是穿着呢料大衣上班，好神气。”他并说：“艺术陶瓷发展全靠赵渊，因为当时许多工农干部说艺术不能当饭吃，不重视。”当时王锡良在陶研所工作，亲见赵渊经常到所里指导工作，对广大艺人关怀备至。王老说：所里的发展全靠赵政委。市委并组建了有力的领导班子，安排市委秘书长张凤岐兼所长，珠山八友老师潘淘宇后人、著名陶瓷美术家、活动家潘庸秉为业务副所长。

　　 建国以来，许多艺人设计制作了一批批礼品瓷、国家用瓷、大饭店宾馆用瓷，创造了国宝级的精品，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没什么学历、没有学位，有名气、没有级别。于是，以赵渊为首的中共市委决定为陶瓷美术家们评职称，提高他们的地位。1959年9月，评出了第一批“陶瓷美术家、设计师、设计员”，其中，获“陶瓷美术家”称号的33人，获“设计师”称号的55名，获“设计员”称号的105名。

　　在那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明确作出规定，给他们以生活照顾，每月发给白糖、香烟等紧俏商品作补助，有的发工作服、技术津贴。吸收他们参加市内大的社会活动以担高社会地位，有小汽车的单位规定为他们服务。由他们领头组建创作室、试验组，给以充分的时间和条件，不限数量，不赶任务，让他们创造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新产品，从中选出代表性的作品送北京展出，送国家收藏，为祖国争光。这项工作，在陶瓷界震动很大，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会有这么高，会受到政府如此的重视，心情很激动，精神很振奋，早上班、晚下班是常事，离厂不远的美工人员晚上还回到工厂去加班。大家都愿意贡献自己一技之长，研究颜色釉的老艺人纷纷把秘方献出来给公家，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也都带了徒弟。这项工作也有一些人不理解，认为这样做，是过高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脱离了工人群众。“文革”中有人就把这算作赵渊的一条罪状，说这是搞“封资修”、“分化工人队伍”等等，使一些人受牵连，戴上了各种帽子。但是，就在“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的艰难时刻，这些人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赵渊对陶瓷艺术家的重视、关心是难以尽叙的。许多红店出身的艺人都是他亲自谈话、亲自安排进入院校执教、陶研究所搞科研的。这些故事散见于报刊杂志、网站。几年前首批陶瓷美术家章鉴逝世，赵渊从北京打来电话表示哀悼，令章鉴后人深为感动。

　　（此举首开给工艺人员授誉的先河，极大地调动了艺人的积极性，景德镇陶瓷艺术进入一个新辉煌时期。而国家直到１９７８年才设立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据有关人员回忆，赵渊亲自倡导建立工矿医院。在基建期间，赵渊经常去工地察看，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示。有一次他来到工地，正在做水泥地面，他说手术室要清洁，水泥地面不行，一定要做磨石子地面。赵渊书记还出面找市搬运公司要来一部汽车，送往南昌改装成求护车。车改装成功后，赵渊书记看了表示满意。因为瓷业生产粉尘重，瓷土中二氧化矽含量大，患矽肺病的工人较多。1960年的一天，赵渊来到位于枫树山附近的市总工会农场。他在察看四周优美的环境后说：“这个地方建一所工人疗养院真好。”有关部门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迅速行动起来。赵渊每月都利用星期天到基建工地察看一次。建成后，安排工人疗养。当时物资供应紧张，赵渊书记亲自交代商业部门的领导，对工人疗养院需要的鸡、肉、鱼、糖、副食品计划，要优先于宾馆、饭店，确保供应。工人疗养后病情得到好转或减轻。据老同志宁昌本回忆：一个时期由于农民冬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没有时间搞副业赚钱，到年终时社员没钱过年，赵渊书记了解情况后，亲自出面，向仙槎煤矿借钱几千元，分给社员过春节。

　　一次煤矿出现伤死人事故，正在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的赵渊闻迅泪如雨下，倡议全体参会者默哀。由于当时粮食紧张，有一次两个工人抬着稀饭桶上访，说稀饭煮稀了，被单位开除。事后，赵渊特地嘱咐市委办公室主任占起泽将他们安排至新成立的景德镇瓷厂。2000年左右，当得知光明瓷厂老徐家里生活困难，特地从北京打电话给老部下冯上松说老徐家确实困难，要他帮助解决老徐儿子的工作，并在老徐儿子结婚时送来贺礼。而他的小舅子（韩光亲弟）几十年来却在集体企业工作，有着特殊身体状况的他和普通工人一样下岗，赵渊也没有给他安排个吃皇粮的工作。在景德镇又有多少人将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弄为公务员并提到领导岗位上。有的甚至举家都是公务员、领导干部。

　　（对工农群众的深厚感情是赵渊的品格）

　　１９６２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赵渊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会议精神。为进一步造成“让人讲话”的民主气氛，会议结束后，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连续地、分别逐个地找所有市委管理的干部谈话，进行个别交心。谈话之前，都事先通知，请对方做好准备。谈话时，态度诚恳、热情，严肃认真。对对方提出的意见、批评、和建议，不强调客观原因，不多加解释，“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为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条件，干部们心情振奋、特别舒畅。

　　老干部程振武有一篇文章回忆自己“大鸣大放”时曾贴出两张大字报《***褂子当裤子穿》、《朝里无人莫做官》，引起一些人激烈争论和反对。他也认为这下完了。但赵渊最后在大会上说：“他头脑发热，骄傲自满，有偏激情绪，大字报的提法不妥，用词过火，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但是大字报是按照大会的要求，在党内会议上贴出来的，有人名有事实，构不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要大家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可不顾事实地使某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那样将会助长某些明哲保身、不敢说真话、不坚持原则的不正之风。我们党内的会议要造成一种风气与环境，使人敢于提批评意见；我们党的事业要兴旺发达，就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提意见。
程振武感慨道：“在那个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急烈斗争时期，在全国反右倾尚未结束、反右派即将开始的政治压力下，赵渊同志不附和而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来解决一个将要被‘打倒’的人，确实要有勇气和气魄。这种勇气，体现了赵渊同志的大公无私和处事公正。”

　　由于赵渊的解释，在之后的中共市委第二届委员选举时，程正武仍被选为市委候补委员。

　　三年困难时期，有个单位领导正在做报告的兴头上时，司务长上来说中午是不是吃只鸡，该人也不知听清楚没有，糊里糊涂说“好”。结果和大家吃了鸡。之后检察院来逮捕他，正在这时市检察院来电话说：赵政委亲自到检察院了，指示不要给其上手铐。干部们都说赵政委爱护干部真是细心周到，如果该人上手铐被带走将是非常难看的。大家纷纷说赵政委爱护干部真是细心。山区有一位公社书记因触犯法律而罪不可赦被处决，赵渊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失声哭泣。一些在外学习的人员打成右派回来后，赵渊不歧视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笔者接触到几位赵渊时期的干部占起泽、胡永基、林景悟、吴海云、方明等人，深深感受到这些同志的德才是现在景德镇拿不出来的。如林景悟在病榻上奋力完成《景德镇史话》一书后逝世。又如吴海云是首倡宣传珠山八友第一人。长期以来他不遗余力地弘扬陶瓷文化，在一次指导中央电视台的拍摄活动中染病不起，于今年不幸逝世。占起泽在景德镇设市时力主用“景德镇”为市名，使得这一历史的镇名在新的时期与城市联在一起而进一步名扬天下，功莫大焉。2007年他又撰写《景德镇赋》，讴歌瓷都的历史，此文必将载入史册。

　　 （爱护干部、保护干部显示了赵渊识人用人的胆略，显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水平。）

　　 赵渊在景德镇工作时，民主作风好，十二年中党政领导班子和谐稳定，配合默契。他工作有规律，每周一上午召开常委会或扩大会，研究应兴应革之事。开会时讲究会风、注重效果。不迟到，自带茶杯、茶叶，坐在普通木椅上，从不做沙发、从不架二郎腿，也不说闲话、不摇扇子，正禁危坐、凝神细听，然后作出决定。开完会就下基层调研处理问题，，每次下乡或开会回来他都会到市长尹明处通报情况、交换意见。他对班子成员都很尊重，分工明确，班子成员也都敢于负责、努力工作、形成合力。

　　一九八二年阳春三月赵渊行将离休时重返景德镇，一些部下聚会相庆，气氛热烈。由于经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大家心情复杂，赵渊含着眼泪对大家说了三个字“向前看”。使大家获得深刻的领悟而豁然开朗。占起泽即席赋诗五首：

一
壮志已酬出都门，莺歌声里到瓷都。
从来相期如愿者，总是多情有心人。
二
瓷都声誉溢他邦，满目琳琅赖自强。
当年不惜辛勤汗，白首重来是故乡。
三
花甲之期会故知，二十年来相遇迟。
人生至乐晚节好，辛苦功成闲话时。
四
尊尊把盏心欲酥，絮絮春风语连珠。
“丰年留客”诗难续，孺子而今不读书。
五
美味梗喉气不舒，频频杯举意踌躇。
　　　　长者一声“向前看”，多情谢子动珍珠
　　 （感人至深的故事体现了赵渊的领导艺术。）

　　赵渊尊师重教。在一次给中小学做报告时，他针对有些教师有点历史问题的情况，他说：“历史问题就是历史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在审干，这句话寓意深刻，在精神上给了一些教师极大的慰藉。又讲到“教师要穿得整洁些，你是教育人的嘛。农民劳动穿草鞋，教师上课穿草鞋行吗？那就不像。”他还说演员穿着要讲究些。如果演员弄得象个丑八怪，谁愿去看戏。对教师逐条反映的问题，当场答复，一概解决，不打折扣。尤其是衣料、手表、自行车、皮鞋、不仅不要票证，而且可以赊购，分期付款。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殊为不易，教师内心欣慰之情可以想象。对教师激发的力量是多大啊。在当时知识分子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历史背景下，他这样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是多么有魄力、多么有远见卓识啊！他特别嘱咐护士不要劳动打耐火砖，以免打针手发抖。

　　（正是在赵渊领导时期，景德镇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得到大发展）

　　赵渊书记敢讲真话，１９５８年秋天，浮夸风刮得很厉害，党的各级报章经常报导“放卫星”、夺高产。一天，《江西日报》套红刊登波阳饶埠公社放特大卫星，亩产１０万斤。在景的捷克专家谟斯看了不相信，说要到现场去看，经请示赵渊，他说：“不能看，是假的，吹牛皮的。”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许多人也能看出问题，但不敢讲。而赵渊不同，他不但能够看出问题，而且敢讲敢干，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历次左的运动中，由于赵渊的清醒认识，景德镇都未受损害，反而因势利导，将群众的冲天干劲化为各项建设的动力。）

　　原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永基回忆西河浮桥建成的情况：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下旬，赵渊同一些干部去鄱阳枧田街商谈窑柴生产问题。途经西河渡口时，只见河对面停了几十辆装窑柴的汽车在等待渡船摆渡。赵渊见对面停了不少装窑柴的车，而渡船又只能是一辆一辆地将车辆接运过河。许多群众见到赵渊一行纷纷反映此种不便，赵渊书记于是决定造浮桥解决车等渡船的局面，并向群众承诺月底完成。在波阳期间，派胡永基中途回到市里找有关部门商讨架桥问题，有关部门有畏难情绪，拖了几天。赵渊月底回来后找胡永基问架桥的情况，胡永基说了有关原因，赵渊严厉批评道：“要你们何用，这样何时建成社会主义。”

　　在赵渊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从１２月３１日早上开始做准备，入夜开始全面行动起来，胡永基亲提照明设备照明。经过一昼夜的战斗，终于建起一座简易浮桥，使西河结束了车摆渡的历史。当装满窑柴的汽车从这座便桥上通过时，人们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过往行人也高声议论：“共产党了不起，一个晚上 就造成一座桥！”

　　（赵渊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来全面建设瓷都景德镇的）

　　浮梁县划归景德镇管辖后，赵渊采取了县委与市委合署办公。不久又撤销浮梁县，从河西到浮北的兴田、勒功一线设立几个公社，从东效往鹅湖、瑶里一线设几个公社，由市里直接管理这些大公社，减少了管理层次，精简了机构。此举为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解放初期浮梁县境内只有两条一米宽的主要公路。在浮梁县公路建设中，赵渊从开始设想，到路线选择、设计施工、质量检查、竣工验收的全过程都参加了，赵渊本人也深深尝到为民修路的那种艰辛与乐趣。

　　据赵渊回忆：1960年修峙陈公路时，他和两名公安战士背着包沿路步行。第一天住清溪村公所，晚上同干部群众座谈，研究修路中的问题。山区人民盼望修路、造福子孙，听说开座谈会，自发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住程家山村修路指挥部，了解民工情绪状态，反映挺好，只要求加点粮食、尽量吃饱一些，有点肉吃就更好。当晚就睡稻草木板，赵渊说那么多人睡起来也暖和。第三天到了兴田公社，一路上看到和听到的，都是群众盼望公路早修通，这使赵渊坚定了克服困难为群众办实事的信心和勇气。在曲阿里，听说有个民兵连长完成任务很出色，赵渊去村里看他，向他表示敬意。他说是为了夺红旗，不是为自己。由于公路全线开展了劳动竞赛，修路进展很快。沿着公路尽头继续走，赵渊来到了大山深处的金竹山垦殖场场部。山区特别冷，但人们的情绪很热烈。他们知道下一步公路将要在这里通过，这事就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议论中心。有道是“缝水开路，遇水搭桥”，可真要在山上修公路、造桥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民的劲头很大，土方任务由他们完成，另外组织了几十人的专业爆破队，历时一年多，这条公路终于在1961年5月完成。这条公路修通后，从市区坐车向西，经西北、东北，由东面返回，这样，北部山区同市区就形成了一条循环线，使过去步行两天多的旅程缩短为两个多小时。公路通车时，赵渊去了现场，沿途群众都赶到路边看新鲜，就象过年一样热闹。当地很多人都没见过汽车，车子停下都争着去摸一下，别提有多高兴。有位老人说：“坐上六角钱的车，一闭眼车就飞起来，一睁眼就到了景德镇，真快。”

　　经过几年努力，浮梁县境内陆续修通了景市——瑶里，鹅湖——兴田，三龙——大洲，经公桥——桃墅，峙滩——陈村等路段，并与原有公路相接，形成了境内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公路基本上通到大队（村），大部分村庄有公路，或靠近公路。修公路的实践，不仅方便了群众，促进了城乡交流，共同发展，而且锻炼了干部，增长了依靠群众办实事的才干。

　　 许多同志回忆：他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下乡工作，并且带一些药品为群众提供方便。每次到农村，不允许搞特殊化接待，吃的是两个素菜、一个炒鸡蛋、一个汤，不准烟酒招待。遇有超标准招待，他会和气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作客。并按规定缴粮票和钱款。

　　 （城乡统筹发展的成果使得几个邻县长期以来要求划归景德镇管辖。）

　　 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昌江大桥来自上面要求停工的压力。据有关人员回忆，一次赵渊谈到昌江大桥时说：

　　已经搞到如此程度，怎么办好？洪水季节即将来临，如果洪水一冲，那就前功尽弃，损失太大。我们应向省委汇报清楚。”他接着说：“犯错误，受处分，就由我一人承担吧，其它同志没有责任。”

　　在建人民广场、珠山大道等工程时，赵渊都受到上面的批评。

　　 （由于赵渊目光远大，工作的前瞻性，一些人有不同看法，赵渊会主动向省委自请处分，而省委领导深知赵渊的忠诚，只是象征性说一下而已。）

　　珠山大道拆迁后，那100米宽，1600多米长，一眼看不到头的近20万平方米的地面建设，什么时候能完成？半途停下来会是什么结果？问题会出在哪里？恰好邵式平省长到景德镇视察工作，赵渊代表市委向他汇报，又带去了现场。他指示说：“你们把路修好，大家就没有意见。”这真是简单扼要的高明之见！于是动员群众集中精力修好路。广大群众实在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政府着想，为领导分忧，不但没有过高要求，而且积极配合政府克服困难。他们都有一种光荣感，都为修路做出了一份贡献，情景十分感人。珠山路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建成了。两旁的商店建筑物相继矗立，梧桐成行，房屋整齐，当时算得上是一条现代化的马路了。它出现在群众面前，群众无不称赞。至今，珠山大道证明了赵渊的远见。

　　针对当时粮食困难的局面，邵式平省长说：“公共食堂不倒，粮食问题解决不了。”白栋材书记说：“公共食堂不是群众自愿的，是强迫命令的产物。”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等领导同志都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邵省长有一次还问：把手工业组织起来，好处在哪？要我回答。当时经济上的好处还看不出来，费用是增加了。他发火说：“老百姓要骂娘。组织起来不是形式，要学会分析问题。群众拥护赞成就大胆去做，也不一定没有问题，起码有个领导水平问题。行政命令办的事，要好好研究，不一定都是可办的事。”

　　（这位毛泽东称其“邵大哥”的省长无疑是英明的。景德镇老干部传说的一句很有意思名言：省长（指邵）历害，景德镇书记（指赵）就历害;省长行，景德镇书记就行。）

　　景德镇确实是个好地方。各地名窑兴而复衰，唯有此处窑火不断。但是千余年来景德镇烧制瓷器都是用窑柴，城乡居民的生活燃料也全都烧柴，这就有个环境保护问题。据有关部门报告称：在1927年－1949年的22年中，森林面积缩小了近20%，油茶林荒芜90%以上，茶叶山荒芜75%。1950－1957间，全县砍伐森林面积达8千余万亩，有100余万亩荒山未植树造林。当时的情况是严峻的。

　　 赵渊始终把绿化荒山、植树造林，当成大事来抓的，年年部署与检查，列入重要议程。他同群众探讨把吃山养山同靠山吃山紧密联系起来，要求把所有能栽树的地方都栽上树；提出垦复油茶山10万亩，30度以内坡度全部种油茶；赞同山区群众讲的“千棕万桐，世代不穷”的经验，努力促成推广。成立专管绿化种树的林业局，培养自己的专业队伍，制订发动群众种树造林的政策措施，在山区兴办垦殖场、林场，取得明显效果，受到上级领导表扬。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赵渊爱树护绿，发现谁要破坏生态，他会理直气壮地制止。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景德镇城乡到处青山绿水、绿色盎然，尽显原生态风光）

　　有一年鄱阳涨大水，三庙前倒堤，造成水灾，灾区农民成百上千地来到景德镇，赵渊便把它当做一件大事，认真负责进行安排，保证有吃有住，能劳动的全部安排到工地挖土方，由建筑公司负责。流往别处的灾民听说景德镇能给安置，也转向景市，景德镇也继续努力全部安排，不让他们流浪街头。也有人为此担心，灾民再多来怎么办？赵渊说：那只有动员社会力量。最多时来了千余人，灾情减轻后陆续返乡，较长时间稳定在500人左右。景德镇同鄱阳商量，他们派干部来领导，吃饭、住处、看病由景市解决。赵渊访问灾区来的农民，他们中有很多人认识赵书记的，多数听说过他在鄱阳当书记的感人故事，当即表示感激，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景德镇的老百姓好，不但管吃管住，干活还给工资。景德镇又从基建中拨200立方米木材支援灾区建房用。此事对鄱阳灾区人民影响很大，对景德镇本身也有好处，街上没有讨饭流浪的，没有发生社会治安问题，城乡之间结下了友好情谊。１９５８年开始，安徽等省饥民大量涌入景德镇地区，赵渊书记数次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要求妥善安置，并满含深情地说“落难的人啊，要给饭他们吃。”当时粮食的紧张状况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由于赵渊的关怀，这些难民分布在景德镇的城乡之间，如今已有几代人繁衍生息在这块深情的土地上。

　　 （由此可见赵渊慈悲的人道主义。）

　　赵渊时期还帮助邻近几个县建了几个陶瓷厂，成龙配套地培训了人员、传授技术。帮助邻县购买汽车，将数量不多的解放牌新车，按国家调拨价卖给他们。帮助三个单位解决了三辆小型车，帮助两个县解决了两部解放牌汽车。那时买车不容易，但赵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为巩固工农联盟着想。还有几千吨水泥、电线、电灯器材、木材、纺织品、针织品、照相器材、汽车零件、动力机械、陶瓷机械设备，还有机械加工、医务工作、派访问团学习、派剧团慰问演出，等等。有时也请县区乡干部到景德镇做报告，加强友好交流。附近的大队、生产队，直接来市要点化肥，数量不多的都给。当时化肥供应量不多，大家都很需要，宁可自己少用点，也尽可能地满足对方需求。景湖路上的波阳县与都昌县交界的章田渡大桥建设时景德镇也从资金上给予支援。波阳县的皇岗公路也是在赵渊支持下建成的。当时，同鄱阳还有一个烧窑灰和人粪便的分配问题，历史习惯形成了一些地段的人粪尿由鄱阳农民收挑使用，一些地段归市郊农民和浮梁农民使用。解放后情况有了变化，都由市里统一管理。考虑到历史情况，便划出一些街道公共厕所，满足鄱阳的要求，自己则另从化肥上给菜农调剂。鄱阳县的区干部都说景德镇吃了明亏，他们愿意从别的方面补偿。事情也正是这样做的，瓷业生产发展了，包装用的稻草需要量大增，鄱阳靠昌江两岸农田的稻草正适合景德镇，他们就宁可自己少用也支援景德镇。这些事在鄱阳区乡干部中是有争论的，但他们还是决定投桃报李。有一次在区乡干部会上，赵渊书记到场请他们支援景德镇的柴、粮、猪、草等，他们异口同声“保证做到”，还邀赵书记去他们家吃鱼过节。

　　 赵渊在景德镇时重视加强与邻近地区的联络与协作支援。

　　这几个县，长期以来为景德镇调进服务，费时费力而又坚持不懈，有时把本县供应压下来保证景德镇需要，风格之高，实在感人。只出现过一次——库存粮食只够三天吃，情况十分紧张。后来，各地还是给景救了急，保证了供应，使景市在最困难的时刻，全市供应正常，群众生活稳定，生产正常进行。

　　有一次涨洪水，景德镇放在河边等待装船运市的5万多担窑柴被洪水全部冲走，沿昌江顺流而下。途经鄱阳的鲇鱼山区、凰岗区、古县渡区，窑柴漂在水面上，被沿江两岸群众打捞上来。景德镇派员紧跟着去人做工作，窑柴交回来，另给打捞工资。很多群众都说不收费，说是公家的东西，应该捞起来交公。这些事实，都深深地说明：支援和友谊是多么重要。

　　 （与邻县及周边地区的合作，使得景德镇成为赣东北区域性中心城市。）

　　为了发展景德镇，在搞好与县乡关系的同时，赵渊注重与兄弟大中城市的协作，以争取更多的支援和帮助。特别是上海市能量大、风格高，愿意帮人办实事。他们为景德镇的发展给了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些兄弟市，对景德镇的帮助也不少。

　　比如人才方面，全国公私合营开始，上海市宋日昌副市长到景德镇，赵渊提出过要人才，以后曹荻秋副市长和其它领导人来，又提出过要人才。于是，上海给了景市几批人：公私合营时给了一批小工商业者，连人带资本，与景德镇的瓷厂合营，其中有不少人成了能干的经营业务人员。接着，来了一批青年高中生，录取在陶瓷学院建筑系，毕业后大都成为重要力量。还有一批机械、电力、车刨钻专业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也成了我市陶瓷工业、建筑行业的技术骨干。当时引进花纸刻钢模设计人员来时，连同旧的印钞机器也给了景市。宾馆也是学上海的，上海大厦、锦江饭店、杭州饭店经理都来过，诸如上菜次序、服务态度、站立姿势、注意事项等，都是上海人教的。宾馆的内部装潢、家具定购，上海都帮了忙的。还有，煤矿工程师是从黑龙江借来的，修铁路工程师是从杭州请来的，建筑工程师是上海和南昌支援的，煤矿的架子工、检验员是从萍乡借来的。轻工业部在上海的陶瓷专家，也多次长时间地在景德镇协助工作。兄弟市和大城市的无私支援，曾一度形成景德镇人才济济的局面，为瓷都的兴旺作出积极的贡献。赵渊在出差和接待外地客人时，发现有特长和才学的人，就动员他们来景工作。其中就有知名人士如胡献雅等人。有些人还带来了机器设备。也有刑满释放人员。为此赵渊敢于承担责任，坚信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给这些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引进人才、引进技术促进了景德镇的发展。）

　　自从1958年浮梁县划归景德镇后，赵渊就千方百计地为增产粮食面而努力，从物力、人力、财力上尽力支持，甚至不惜代价，与农民同兴衰、共命运。为了增加肥料，一次向外要了700吨尿素，从而鼓起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种粮积极性。为了兴修水利，动员工人、干部去挑土方，铺轻便铁轨运土石方。跃进水库的建设，就是市内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集中体现，赵渊曾多次参加研究和劳动。为了搞到良种，用物资去换“南特号”稻种，换红花草种籽，购买良种猪、良种兔、良种茶果树。浮梁县田多人少，劳力紧张，又就组织陶瓷学院师生、部分工厂工人，上山挑窑柴，好让农民下田生产。浮梁县划归景市时正值大炼钢铁，任务很难完成，赵渊就想个办法用市里上交钢铁和以砍窑柴支援瓷业为名，把浮梁县的大炼钢铁任务由市里承担下来，让农民和农村干部专心搞农业生产。1959年从春耕开始，赵渊带领几个人在三龙公社蹲点，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当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早稻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全社上下喜气洋洋庆祝大丰收。冬修水利时，采取城乡互助的办法，三个月时间就在九个大队修起蓄水十万立方米的以上的水库二十四座。每年的“双抢”季节，更是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尽最大努力满足农村紧缺的物资。赵渊也和市委、市政府的干部一道，年年下乡割稻谷，有时从“双抢”开始到结束，都在生产队的田头。那些年，赵渊真是把农业和粮食牢牢记在心上，城里人几乎没有不同农业打交道的，就连居民老太太也下乡支过农，同农民亲如一家。

　　赵渊在《认识瓷都 建设瓷都》一文中说：粮食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在当时是多么清醒的、理性的认识。从那个悲惨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各地在粮食问题上是如何浮夸的，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大的损害。

　　在最困难的日子,赵渊和市委机关干部种菜养猪.在市委机关农场的劳动，大家都很认真，耕、种、管、收都是自己干。1963年一批化肥运抵鹰坛转运时洒落了一些，他通知市委干部前去清扫施在棉花地里，那一年棉花丰收，参加劳动的人员每人奖励布匹和一双胶鞋。年底赵渊调动后，新来的书记表示要大公无私把布匹和胶鞋统统收回。

　　在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响应上级的节约的号召，赵渊将小车封停了，搭便车下乡。途中转车，他站在路边向路过的车辆招手，就有过往车辆将他搭走。家中电灯也换上瓦数低的灯泡。

　　1963年秋季，赵渊在中共市委办公室主任占起泽陪同下到南安公社龙船洲生产队蹲点，他们单独包了一块半亩的稻田，割晒过秤，推算每亩产量，然后估算全公社有多少收成。赵渊得知队里的粮食和收益都不错，就同农民讨论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要市城建规划的专家一起来规划设计。回来的路上赵渊说：“明天我要去省委报到。调令已到了一个月了”。他此次下乡就是要实地验正一下农村生产是否已经复苏，建设新农村的条件是否具备。看到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好转，赵渊做了新的安排，这才放心地移交工作，离开瓷都了。

　　（参加农村夏收夏种的“双抢”，在赵渊之前之后的官员是无人这样做的。其时在全国各地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而景德镇正是因为赵渊对农业这样的重视与做法使景德镇没有饿死人，并养活了多少外地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景德镇的工人、干部、各界人士尽了最大努力保护赵渊。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管他的人都待他好，给吃给住，说宽慰话。有一次把赵渊这些人带到一个地方，房子有门，窗户没有玻璃，特别冷，又没有被子，他们向工人请求，帮助找点报纸自己动手糊糊。两个工人特别好，说这哪能住人？就去找报纸来糊上，又找来些被子。在工人同情他们的不幸中，度过寒冷的长夜。吃饭问题都得到工人的帮助，有的单位主动安排给饭吃。春节时，市里的人都回家过年，赵渊家在北京，别的地方也不能去（怕牵连别人），他在工厂住下来，工厂的工人给他开饭吃、找地方住。过年那一天，有个工人给赵渊送饭，一再让他吃饱，说“我认识你。好人也有难，市里人说你好话的很多。”有次在东风瓷厂，早上没有水洗脸，工人叫赵渊到他那儿去洗。赵渊没有机会出去买烟，身上的钱也不知丢到那里去了。开完批斗会，人就少了，大家给他送烟抽，就很正常地说话。有一次全市开批斗大会，告诉赵渊时间，但会前没人来找，就自己走到大会场。市里的领导同志有几十人，挂牌、体罚、游街，完了以后送到一个地方写交待。全身被雨浇得湿淋淋的，一些工人给烧一堆木火烤衣服。晚上有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到赵渊跟前说，他是王大凡的外甥，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一个工人给赵渊找来一顶帽子，说“快把帽子烤干，出去就带这一顶”。幼儿园的老师来帮他烤衣服帽子，她说“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买烟可以帮你买。”次日去参加市委批斗会，开始没有叫赵渊去，赵看他们都去了，就在后边也跟着去了。走了一段路，管理的人说：“没有叫你，你去干什么？”有一次在电影院开批斗会，走在路上天正下雨，有个工人靠近赵渊，要赵渊打他的伞一起走。开大会时，被批斗的要挂牌子、要低下头认罪。有个工人上台把赵渊的牌子拿了下来，而当时会场上也居然没有反对的，这个工人还叫赵渊把头抬起一点（不要太低）。这在当时要冒多大风险！有一次换另一个工厂，房子里全是稻草，其它什么也没有。不多久，只留下他一个人，他求找个被子，看管的人就同意了，还换了个地方住。就这样，在工人的保护下赵渊渡过了一个多月的批斗生活。赵渊回忆这经历说：“在关键时刻，工人同志们的具体关照，是非常感人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人身安全是没有保障的。没有谁对你负责，只有靠好心的工人和干部。瓷都许多不知名的患难之交，在赵渊的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无限宝贵的养分。

　　据讲，有人几次到景德镇去做手脚，动员他们到北京揪赵渊，想借景德镇人的力量把赵渊打倒，但他没有想到，景德镇人却不想打倒他，而是时时处处护卫他。

　　（文革被称为人性泯灭时期，但人民群众对赵渊的保护，证明他们是能分清是非的。）

　　赵渊是景德镇陶瓷学院首任党委书记、院长，是陶瓷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为陶瓷学院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来虽然年事已高，但老院长一直很关心陶瓷学院的发展。２００７年陶瓷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作品展。于6月18日下午，87岁高龄的赵渊同志和夫人韩光同志，兴致勃勃地驱车前来参观。在周?健儿院长的陪同下，一件件风格迥异、构思精巧的作品展现在老院长面前时，赵老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周健儿院长向赵老介绍陶瓷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赵老听后非常激动、高兴地连说：“好、好、好！”。院长周健儿、党（院）办主任黄弘等亲切邀请赵老回陶院看看，赵老向我校师生问好，并提词“科学思想发展观，奋发图强肯攀登，百年树人千秋业，开拓创新育人才。”，表达了对景德镇陶瓷学院的美好祝愿。参观结束后，院长周健儿与赵老及夫人合影留念。

　　（如今景德镇陶瓷学院已有数万人毕业生分布在各产瓷区，是中国陶瓷工业的中坚力量。老院长赵渊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1960年《陶瓷美术》杂志第三期刊登题为《世界没有的我们要有》的摘自赵渊同志在中共景德镇市浮梁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在陶瓷产品质量上，不仅要提高一般产品的质量，而且要向高、美、精、尖方面进军，攀登世界陶瓷科学、技术、艺术高峰。拿出世界一流的的高级美术瓷、高压电瓷，高温、耐压、耐酸工业瓷，化学瓷以及应用于尖端科学的金属瓷、不碎瓷，高频瓷，树立社会主义时代的景德镇瓷器风格，为祖国争光。”这段讲话充满共产党领导人的创造激情，给景德镇提出了长程的目标，今天读来仍感激情澎湃。

　　一九六三年的深秋，瓷都景德镇的上空盘旋着一架安二飞机，机上坐着一位领导者。应他的要求，机长驾机在天空上反复穿梭往来，他也反复从空中深情俯瞰瓷都大地，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是那么的熟悉，他和这里的人民是如此的水乳交融。在他的领导下，景德镇成为驰名中外的瓷都，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生活。他是多么留恋瓷都，瓷都人又是多么崇敬他。他是现代景德镇的开拓者、建立者、被人称为红色督陶官。飞机终于飞往远方，但这位深受瓷都景德镇人热爱的贤哲的心，是永远和瓷都景德镇人在一起的……从此这位领导者又奋斗在祖国的外贸与外交战线，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一位老同志说：赵渊的精神现在的人是不易学不到的，谁也比不了他。吴泉生也说过：不是我轻视现在的一些人，现在的一些领导人抵不到赵渊一个手指头。在笔者一个个问到景德镇的大型企业时，他一一回答说是赵渊手里办成的，当笔者最后问及景陶瓷厂与电瓷电器公司时，他语速急速地说：“都是、都是他（赵渊）办起来的。”原市委办公室主任占起泽抚今追昔地感慨说：我这一辈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最好的共产党员，也看到了最不好的共产党员（现在）。老同志余略自说：赵渊目光极为远大，办实事、求实效，谁要是来虚的他是不会客气的。老同志方明说：赵渊在景德镇做各项工作都是要创全国一流的。一位网友说：赵渊是景德镇解放后唯一被全体市民认可的主要领导。几十年来笔者没有听到景德镇人民对他的一句微词，所听到的都是崇敬之语、缅怀之情。他真是瓷都人心中正义的化身。

　　 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徐焕文、邹国均、王云泉等人就创作瓷画《瓷都八景》反映景德镇解放后出现的巨大变化，现今陈列在景德镇陶瓷馆。笔者翻阅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陶瓷美术》杂志，发现有一篇《世界珍品——颜色釉的新生》文中谈及解放后十来年景德镇颜色釉取得的发展成就时，作者情不自禁地热情讴歌党的无比英明领导，这也是对赵渊这位党的领导人的赞扬与肯定。

　　其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文化界名人朱德、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田汉等到景德镇访问时都盛赞景德镇取得的各项成就。朱德以其独特眼光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对景德镇颜色釉瓷的发展提出要求，赵渊按照朱德的要求将颜色釉瓷的发展列入重点，使得景德镇颜色釉瓷的发展在继承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指导下，取得前无古人的新成就。董必武、谢觉哉、郭沫若、田汉均赋诗赞叹瓷都。郭沫若满怀激情作《访景德镇》，首句以：“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而成为千古佳句。又曰：“后来居上数东洋，夺取万邦瓷市场。年进美金六千万，数逾赤县十番强。”，证实了景德镇当时对国家的作出的贡献。我国在1978改革开放之前外汇余额不超过1.2亿美元，由此可见景德镇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在景德镇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中共地方领导人赵渊与他的团队创造了景德镇有史以来气势最恢弘、业绩最辉煌的时代。

　　长期以来，景德镇宣扬清朝督陶官唐英的贡献。每当我们看到唐英研究会出了研究成果，陶瓷工业园主干道被命名为唐英大道，瓷博会设立唐英杯大赛奖，媒体反复宣传和介绍唐英时，我不禁叹道：唐英怎比得上赵渊，值得如此反复宣传？这样就能成为历史吗？为什么要厚古薄今？从服务的性质上来说，唐英是为少数的统治者制造贡品，以供之享乐；赵渊带领人民发展陶瓷业则是为国家、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从艺术成就上看，赵渊时代所制造瓷器艺术性远超唐英时代。他对景德镇全方位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景德镇古代陶瓷艺术的成就是景德镇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但是经常有一些研究者说唐英与瓷工同其食息，其实督陶官衙署就在御窑厂内，唐英生活与督陶只能都在其内。也有人说唐英的《陶冶图说》如何了不起，其实不过是几副画配一些解说而已。就历史记载而言，唐英督造的瓷器进贡后曾被乾隆多次责令其陪补而重新烧造。御窑厂是历经明清几朝督陶官而建立的，唐英不过是一种接任者角色。由于封建制度的专制性，他们搞的一些记录从来就是掺杂着不真实的东西而不能当作信史。仅凭封建历史的一些记录就完全信以为真是不严肃的。就说我们这个时代，景德镇的一些官方的文字材料和宣传机器产出的东西，又有多少是可信的呢。所以说一些人的研究是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起码是为出研究成果而有所夸大的。著名女作家胡辛在谈到电影《唐英》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她洞察力惊人，隐语一些人借此获得名利。

　　总的来说，封建制度是禁锢与保守的，是压迫与剥削劳动人民的。御窑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它的建立也是禁锢陶瓷艺术发展的，是压迫与剥削景德镇的。以一人的爱好、情趣、审美为标准，阻碍了陶瓷艺术文化的生发与流动，造成许多绝技、绝艺、绝活的中断与失传。是必然和专制的封建制度一道衰亡，这是为历史而明证了的。

　　可以说封建主义幽灵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景德镇，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保守、自私、专制在景德镇的大暴发，一些权贵将瓷都景德镇拖入罪恶的腐败深渊，而一厥不振。毋庸讳言，现在的景德镇仍在下探筑底。

　　当此景德镇转折的关健时期，走马观花式地学习外埠发展经验是有益的。但是，我们更要全面继承赵渊带领景德镇人取得的成功经验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内生的成功经验与宝贵精神财富对目前的瓷都景德镇发展更有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的惨败，实际上就是这种精神的中断、缺失。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呼吁继承、发扬这种精神，但是这些给景德镇造成损害的当权者坚决不理，反而越走越远，招致人民的坚决反对。这种有意的回避，是不是要中断这一宝贵而光荣的历史。这一历史是我党在景德镇执政取得成功的历史，应该表示应有的敬意，不应采取虚无主义，须知现在还是我们党在执政，还没有变天。在此景德镇人必须向世人说明，这些当政者决不是在景德镇打下了什么“坚实基础”，而是掏空了景德镇的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这一点，就不细叙了。

　　从世界陶瓷发展历史来看，景德镇虽然是世界陶瓷的发源地，但是由于封建主义的束缚，它的发展道路异常曲折，屡仆屡起，已被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陶瓷业远远甩在后面。

　　 红色督陶官赵渊的故事集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范暨卓越的领导才能与领导艺术。其核心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它的内涵很丰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是一种公正无私的高尚情怀，是一种神圣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创造精神，是一种认真谨慎、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是一种光明磊落、诚实正直的人格操守，是一种敢于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胸怀，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性主义思想……等等。

　　他的人道主义情怀更是我们当今缺乏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共产党人实业家，在瓷都人的心中他永远代表着公平正义。

　　大公无私，大爱无疆。为什么他的眼睛饱含着泪水，因为他对景德镇这块土地爱得深沉。他深深知晓历代封建统治者剥削与压迫景德镇这块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他用共产党人的深情温暖了人们的心。在他的领导下，景德镇驰名中外，被称为中国与世界的瓷都。无数事例铨释了他的博大胸怀和深厚的仁爱精神。晚年的赵渊依然挂念景德镇、常来他魂牵梦萦的景德镇，景德镇的现状使这位慈悲的仁者不禁老泪纵横，这是对景德镇不幸的深切同情与无声的控诉。

　　任何谎言也掩盖不了景德镇是中国基层治理溃败的经典案例。当今的景德镇，政治诡谲、精神懈怠、思想困惑、理想毁灭、灵魄飘散、行为乖张。赵渊在景德镇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家当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丰富的家当已全部败坏，不可挽回。但他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为振兴瓷都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大痛失声，大悲无语。但是，在此我还要谨以一个瓷都景德镇人的赤忱（不是亦忱）呼吁：在精神层面重拾理想与信仰，回到我们的历史起点，才能找到正确的原点，才有我们现实的起点。

　　以此，瓷都景德镇可以找回自信心。舍此而外，别无它法。

　　红色督陶官赵渊的故事与情怀难以尽叙，让我们瓷都人一起来追忆吧。
　　愿红色督陶官之魂永远护佑瓷都景德镇，重振瓷都雄风、再创新辉煌

本文脱稿于2011年11月
　　本文部分取自《景德镇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十四辑《草鞋码头的变迁》与一些同志的回忆，在此不一一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