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8日，抢修人员当日上午首次进入2号机组反应堆机房，但14分钟后不得不撤离。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检测发现，大约10％的抢修人员遭受体内辐射。工人们感到极大不安和焦虑。
此举折射出日本核电工业40多年来的“传统”做法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本周说，首批超过3600名工人在3月11日地震和海啸后参与应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物质泄漏，其中69人“行踪不明”。
之所以找不到人，是因为压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东电的记录册中，这些临时雇佣的抢险人员要么没有登记姓名，要么简单地以“A先生”或“B先生”指代。
这些奇怪的现象却折射出日本核电工业40多年来的“传统”做法：雇佣临时工从事危险作业，按天发放薪酬，不提供安全培训，不提供健康检查。简言之，“用后即弃”，或曰“一次性使用”。
“福岛英雄”，不少是缺少培训的临时工
事故发生后，50人留守核电站抢险，后不断有人前往接替。时至今日，世人心中，“福岛50人”早已成为一组无关人数的英雄群像。
但路透社24日播发《日本“一次性使用”核电工人》。这篇“特别报道”中，两名记者采访20多名东电现任和前任员工以及医生和专家，揭露出抢险人员“英雄行为”的背后是日本核电工业的一项“传统”：危险作业环境缺乏监管，一切风险都由工人承担。
福岛第一核电站及附近区域积累高辐射污水后，东电出动大量人员，迄今收集的污水量足以填满40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准游泳池。但这些出动的工人，不少是东电匆忙间临时雇佣，缺乏全面培训和充分防护，进入高危区域时甚至不懂得配带辐射测量仪。两名工人没有分配到胶鞋，便穿着普通鞋趟入放射性污水，结果受伤入院。
由于大量使用临时工，面临辐射泄漏时，东电没有能力应对作业人员面临的巨大风险。即使是在事故发生3个月后，参与抢险的作业人员中几乎没人接受过符合国际标准的防辐射安全培训。截至6月下旬，9名工人受辐射量超过250毫希沃特这一安全上限，115人超过100毫希。两名受害最严重的工人分别承受643毫希和678毫希。
以招卡车司机为幌子招聘抢修工人
多名核电专家说，自20世纪70年代核电兴盛以来，日本电力企业依赖临时工从事维护和维修作业，按天发放现金薪酬，上岗时不提供全面安全培训，离岗后不提供健康检查。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一个星期内，东电“拜托”多家大型建筑和工程企业帮忙雇人抢险，这些建筑和工程企业随后又“拜托”600多家小型企业帮忙。各级承包商同时出动，源源不断地把临时工送往福岛等地。
在大阪府釜夕崎、福岛县岩城等“临时工集散地”，大型客车和货车每天早晨从四面八方驶来，把临时工载往各地核电站。按照岩城一家蛋糕店经营者久住祝鸿（音）的说法，“一些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样的活儿，但不少人并不清楚”。
一名60多岁的工人告诉记者，他看到地震和海啸重灾区宫城县某企业招聘卡车司机的广告，随后成功应聘。出乎意料的是，他实际上被送到福岛县，从事第一核电站5号反应堆冷却作业。
这名男子不愿公开姓名，只是透露自己每天能挣大约300美元，是当初谈好的两倍。他上岗第四天才分配到辐射测量仪，如今正在向东电索赔。
长尾光彰（音）是管道工，在3家核电站干过活、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他说，运营商从未告诉他们辐射危害，经常让他佩戴别人用过的辐射测量仪完成剩余作业。
长尾2004年罹患多发性骨髓瘤，随后起诉东电，但首都东京一家法院拒绝受理，理由是无法证明他的疾病与所受辐射有关联。2007年，长尾病故。
对这类涉及安全培训不足的指责，东电发言人松本纯一回应：无法确认承包商向临时工提供了哪些培训，反正“承包商也有责任”。
从外国雇用临时工从事最危险工作
藤井和训（音译）现年72岁，曾任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式会社项目经理，参与建造多家核电站。
大学时代，他惊叹“用小小一茶杯物质便可生成近乎无穷的能量”，决意投身核电事业。1997年，他“怀着使命感”接手职业生涯最后一个大型项目：修复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堆芯围筒裂痕。
然而，藤井惊讶地发现，运营商从东南亚、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聘用焊工，把最危险的作业交由这些人完成，以致外国临时工“受辐射量超过日本工人”。按照规定，工人每年受辐射不应超过20毫希，相当于自然环境辐射量的10倍。但在实际操作中，外国工人往往在几天内遭受20毫希至25毫希辐射。
一天，藤井目睹几名美国工人的作业场景，在日记中写下《圣经》句子表达内心忧虑：“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他告诉记者，没多少人知道内情，“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当时的做法违反了日本安全（作业）标准”。
邦夫堀江（音译）曾在多家核电站干活，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他在《核电行业的吉普赛人》一书中写道：“对电力运营商而言，合同工只不过是用过以后可以丢弃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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