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解放初期我市各代会协商会的往事

编者按

为隆重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反映人民政协70年来的辉煌成就，充分展现我市历届政协人与时俱进、奋发作为、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精神风貌，今将部分政协人自己的履职故事和他们与政协不解之缘的稿件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解放初期，景德镇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各代会协商会）是市各代会的常设机关。当时在军事管制时期，市各代会协商会是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其主要职责有协助市府实行各代会的决议，协商并提出对市府的建议，协助市府动员人民支前、镇反、建立革命秩序并参加各项建设工作，负责进行下一届（次）各代会的准备事宜，负责进行本市民主统一战线工作。那时市里除中共市委、市府外，既无市人大、市政协。市各代会协商会，虽说是景德镇市政协的前身，但与今天的市人大常委会、政协机关的日常工作比较，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兼而有之。总之，它是解放初过渡时期的产物。

解放前，我原在私塾教书，解放后因我在市府文教科“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处”登记过，碰巧市各代会协商会正缺一个文秘工作人员，由于我能速记，并承蒙市府文教科项振东科长（兼任协商会第二届副主席）的青睐，让我这个教书匠担任了此职。因此，我在协商会算是比较早的老人了。如今事隔多年，但追忆往事，仍历历在目。

1949年4月29日，我二野部队在解放接管景德镇后，于6月27日召开了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会上选举了市各代会正副主席和秘书长，并设秘书处，但当时还尚未成立协商会。8月份，解放景德镇的二野部队便开赴大西南，开始由四野的同志接手工作，于同年9月16日召开了市第一届各代会第七次会议。会上，市委书记朱农被选为各代会主席，本地市民代表王声普被推选为秘书长。直至1950年1月20日召开的市第一届各代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才正式选举产生了“景德镇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商会由委员代表21人组成，朱农任主席，张任之、项振东任副主席。当时协商会仅设有秘书处，无其他科室。办公地址在厂前“共和楼”内（即现在的御窑厂对面），它原是一家经营旅馆的酒家，在旧社会时颇有名气，此时早已停业。酒家虽有三层楼，却因年久失修，上下板壁油漆斑驳，楼梯松动。由于驻此办公的机构比较多，除协商会外，还有市失业工人救济会、市文联及中苏友协等部门，所以当时的办公地方很拥挤，条件也比较差。但门口招牌上的字却是很气派，出自紫阳中学的叶韵清老师之手，颇有有颜赵之风。

市协商会成立伊始，工作很忙，任务繁重，可工作人员却很少，且大多是兼职。主席由市委书记朱农兼任，两位副主席则由市长张任之和市府文教科长项振东兼任，专职干部只有秘书长王声普和我两个人。另有一位姓余的会计，他在此工作不久，后被调到了市府建设科，但这里的财会工作仍由他兼任。此外，还有一位姓杨的通讯员。

在此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市协商会（于1950年1月成立、1954年1月撤销）积极协助市委、市政府开展了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果从市各代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算起，共召开了三届二十二次各代会（包括三次临时会议）。从1951年1月召开的市第二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开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同年4月召开的市第二届各代会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景德镇市抗美援朝公会”，但自成立并无编制，具体工作也由协商会兼管。此时，本会秘书长王声普因为历史等问题，已被清除队伍，空缺暂由副主席项振东兼任。本来人员不多的协商会，此时只剩下一兵一卒了（即我和通讯员老杨）。当然，遇有要事时，朱政委、张市长他们都会来此办公，尤其是项科长会来做具体谋划，因为有些特别重要的文稿都由他起草。那时，机关没有配备交通工具。市委书记、市长到协商会来都是步行。一般干部那更是“食无鱼、出无车”。

解放初期，当时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且每次运动的开展都要事先经市各代会进行民主协商。协商的主要方式一个是通过召开协商委员会，另一个就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镇反如此，土改如此，城市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取缔反动会道门、禁烟禁毒……莫不如此。以1951年为例，本年共召开了（二届）四次各代会议。其中有三次都是动员各界人民积极投入当时的政治运动的。二届二次会议以抗美援朝、镇压***为中心议题；第三次会议，以开展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为主要内容；第四次会议，以开展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为中心议题。每次召开各代会议前后的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一般正式会议需要4天，临时会议少则1天、多则2天。代表人数少则百余人，多则数百人，代表的提案每次也有一两百件。如此繁重的会务工作，以及会后对委员提案的转发、催办、收集处理情况、回复提案人等等，都得由协商会秘书处的这1-2个工作人员来完成。此外，这一年市协商会还召开了八次会议，其中五次是全体委员会、一次临时会议、二次与政府委员会联席召开的扩大会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与此同时，协商会的工作人员还协助市府召开了一次全市劳模大会，组织了七次传达市各代会议决议和精神的报告、二次增产节约报告会。在这一年中，我们还建立了联系代表的工作制度，此项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一是规定接待时间，欢迎代表来访；二是本会干部下去，到代表和群众中收集意见；三是用书面和郊区远道代表取得联系。这一年收到代表和群众各种建议和意见共468件，都及时转交了有关部门处理，基本上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由此可见，当时协商会的干部，工作是多么的繁重紧张。

协商会除本身工作外，还有不少额外的任务。例如，市抗美援朝分会发动全市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收募捐款和名人书画（有的还捐献金银首饰），接待了朝鲜人民军金道龙访华代表团和赴朝慰问回国报告团李页俚、周日晖（本市工业劳模）一行，还组织报告会等不少具体工作。那时，市里没有体委机构，群团组织的隶属关系也不明确，要是举办各项体育运动会或召开文艺界代表大会时，项副主席都会拉我去帮忙。虽然工作人员少，但办事效率很高，且全市其他机构也大多如此，绝非只有协商会只一例。如市府的各个职能科室（财政科、文教科、民政科），干部数量都是屈指可数。

当时的干部，除就餐和休息时间外，剩余时间和精力都要用在工作上。早晨学习，晚上开会或自学，除了星期天白天和周末的晚上以外，其余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记得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为了修建莲花塘广场（以后弃置未用），市直机关的干部几乎每个星期天（除大雨天例外）都要去工地义务劳动，并开展各项劳动技能比赛，一天活干下来，衣服都湿透了，比平时上班还累，但是谁也没有怨言。

解放初期的景德镇，全市干部数量不多，大多是南下部队干部，本市干部更是很少，记得全市干部在市人民文化宫（即御窑厂原政府大礼堂）听报告时，连楼下的座位也坐不满。那时“机构臃肿”的名词根本不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几乎绝迹。弹指一挥间。回想这些往事，让我悟出一些道理来，那就是“革命的优良传统不可丢，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发扬。”

（作者余静寰，解放初曾在我市各代会协商会工作，后在市政协、市民政局工作至退休，现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