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粮集团总工程师岳国君认为：“当前已是历史上中国食品最安全的阶段。”如果考虑国际观瞻社会效益等因素，岳院士作出这一判断也属情理之中，而且相信他也会把判断建立在一套相对自洽的论据基础上。但是，对任何一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而言，涉及与社会问题相关度较高的交叉边缘科学，必须正视其相关因素的复杂性，谨言慎行，不然的话，稍不留神，结论与判断便会被冰冷复杂的现实打脸。
其实，我们与其争论上述判断是对还是有失偏颇，还不如追本溯源，回到现实的田野，认真观察和讨论一下，我们离农业绿色化的目标究竟还有多远？或许这样，对我们不轻言食品最安全，对争创生态文明示范“样本”更有启示和意义。
当前，对农业转型发展的目标定位较多，但从本质内涵上说，应该锁定在“绿色化”上，其他的大多是外延上的、形式上的要求，因为农业生产的终端产品内在质量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过去人们追求舌尖上的满足与营养，现在更重视舌尖上的美味与安全。潮流趋势大家都明白，目标、理念的清理与调整也不难，难点恰恰在实践的严重滞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转变相当艰难。
现实往往是由市场说了算，尤其是当今农业，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仅有理念和规划是很难左右它的。具体而言，首先是农产品量与质的两难选择，粮食总量安全与质量安全的矛盾。不要轻言二者不矛盾，按照食品质量检测标准组织生产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其产量甚至体量外观都会与石油农业阶段生产出的产品有差异，如有机稻亩产只有500至600斤，产量是常规稻一半左右；有机茶亩产只有500斤，比常规茶叶产量低20%左右；畜禽水产养殖的周期、产量差异更大。当然，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由于质量标准要求低一些，产量会相对提升，但与以往的产出相比还是有差别。事物的难度往往存在，很多时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既有战略考量，又有现实需要的意义。
第二个难题是住村劳动力素质能力退化与农业绿色化技术、劳作要求更高的矛盾。农村劳动力的二元分化结果，使留在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主要为老人妇女，他们无论是体力、精力还是知识储备，对学习掌握新技术、践行新生产方式都勉为其难。他们比较习惯于旧的省心省力的农业生产方式。而石油农业（工业化农业）阶段的根本价值追求恰恰是减轻劳动强度、获取农业高产。这种生产方式既熟练又省力，老人妇女何乐不为？至于农技部门好心善意的测土配方施肥指导和减降农药的要求，他们自是不想搭理。
再者，引导消费预期与实际消费能力的差距问题。农业绿色食品质好价高，目前可能还只是一些“小众”消费能力可接受的，对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暂时还消费不起。引导是必要的，过程可能不为主观意志掌控。如果再深入到农业绿色化的微观操作层面，还有诸如农药替代技术和产品的跟进、农业土地经营模式的变革等等问题，都需要付出长期巨大的努力。
积极发现总结问题并不会必然导出悲观论，它恰恰是科研工作者、务实创新者必须做的基本功课。在实践探索中，就解决农业绿色化的宏观、微观问题，已经总结归纳出许多有效举措，只是有的还处于小范围示范阶段，有的还处于政府扶持、外力主导阶段，离普遍推广，或者借用新药剂检验的原则来说，离临床反复检验的规范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解决诸如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之类社会因素相关度极高的经济问题，有时必须寄希望于大环境的协同并进。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有一个重要观点，文明是层累渐进的结果。农业绿色化不是一次技术方式的革新，而是一次农业文明的根本性进步，何时层累叠加到燃点，需要一定时日的艰苦实践。
整体农业生产方式没有实现大的改变，农产品质量源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我们就来勉强谈食品是否最安全，恐怕为时尚早。（作者单位：浮梁县政协）（来源：景德镇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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